小外孙乐乐生在美国，有个英文名字Edmund。为了让他从小学习中文，从牙牙学语开始就对他实行“双语教学”，到幼儿园说英语，回到家说汉语。双语使他开始掌握语言时略显滞后，但同时形成两种思维逻辑又使孩子格外聪明。现在5岁半了，基本上“见啥人，说啥话”，汉语和英语说得都很流利，在幼儿园还学了点西班牙语。

      乐乐5岁开始识字，他回到家，就对他实行“双文教学”。一天，乐乐的妈妈又教他识汉字，这次要他认识小姨的名字。乐乐和小姨非常亲热，小姨爱乐乐，乐乐爱小姨，小姨是他的大玩伴。乐乐见到小姨都会很亲热地叫“小姨，小姨”，见不到小姨时也会打电话亲热地叫“小姨，小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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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总统奥巴马6月24日与访美的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举行会谈，会谈后奥巴马没有在白宫设宴招待梅德韦杰夫，而是将俄国总统拉到华盛顿市郊的一家普通餐厅吃汉堡。拿到食物后，两人在一张普通餐桌旁面对面地坐下，一边啃汉堡一边聊天，全然不顾周围顾客的目光和媒体记者的相机镜头。
      毫无疑问，政治家的任何行动都是作秀。奥巴马此番请梅德韦杰夫在“路边店”吃汉堡，肯定有其深谋远虑的政治目的。不过，奥巴马的“寒碜”——广东话叫做“孤寒”——值得欣赏。泱泱大国的一国之主，敢携另一大国的一国之主到普通饭馆吃美国人认为的垃圾食品汉堡包，他就不怕被批评对客人礼数不周吗？他就不怕被批评自己丢了形象吗？相信奥巴马是不怕这些的，他敢用这样的方式请国宾吃饭，是因为他非常自信。
      像奥巴马这样的美国人真的并不认为鱼翅燕窝或者八菜一汤或者四菜一汤就代表着尊重的规格和隆重的程度，他们真的认为铺张的宴请确实很耽误时间，他们真的认为要表示关系密切就这样随便吃汉堡包，而不是所有的大人物轮番接见一遍。不知道白宫办公室主任究竟怎样事先做的安排，是否当时在那里吃饭的人全部换成了CIA或FBI的特工。相信奥巴马不敢这样宴请我们中国的领导，假如他真的不嫌寒碜这样做了，我们的领导会感到很尴尬，我们的人民会感到很愤怒，我们的网民们真的会把奥巴马甚至所有的美国人骂个狗血淋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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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轉型期社會形態下，社會上時而發生一些極端現象，最不可思議的就是個別年輕人不珍惜生命，動輒輕生。令人觸目驚心的就是接踵發生的“連跳”事件，令人扼腕和痛惜。考察“連跳”個案，多數當事者確非緣於具體事端。那奪命的禍首究竟是什麼呢？一個被普遍忽略的問題是——社會的進程無可回避地出現了“生人社會”，但是這個必然的“生人社會”尚不完善，而來自“熟人社會”的進入者無法適應這個不完善的“生人社會”。
      在傳統的“熟人社會”裏，人們彼此存在“血緣、姻緣、地緣、業緣”等等親密的關係，彼此熟悉，互知根底，休戚相關，老死相依。在傳統的“熟人社會”裏，由於人與人之間種種親密關係的存在，形成了“一個熟人一條路”的價值觀和“有事情找熟人”的意識。但是在“熟人社會”裏，信用和法律常常被人情所替代，人情往往扭曲社會公平。
      中國處於經濟高速發展和社會劇烈轉型的階段，當今中國社會已經成為不同於農耕時代傳統“熟人社會”的“生人社會”。隨著生產力的發展，中國進入工業化的過程，農村城市化的步伐越來越快，傳統的農村社會正在逐漸解體。由於社會分工的強化、深化和細化，人口開始以空前的規模和頻率在更廣闊的空間流動，於是形成了前所未有的“生人社會”。當然，“生人社會”不是“天然完善”的。在“生人社會”中，“血緣、姻緣、地緣、業緣”等親密關係被極度地稀釋，幾乎每一個人都是陌生的，彼此不瞭解底細，人與人的交往不是長期的而多是短期的，每個人都可能擦肩而過迅速消失在茫茫人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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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朝鲜球员郑大世因在足球上场哭而引起众多球迷的注意，可他一哭再哭，哭得不明不白。一哭是开场升国旗，郑大世的哭不是激动的哭。尽管44年后重返世界杯，心情很激动，但若热泪盈眶或者难忍抽泣都可以理解，不至于嚎啕大哭。二哭是在惨败科特迪瓦之后，郑大世的哭不是难过的哭。尽管败局已定，郑大世想踢进一球挽回面子而不果，那是悔恨的心情，但若垂头丧气泪流满面是可以理解的，不至于哭瘫匍匐倒地。

      可能郑大世的个性与众不同，但是人类的表情还是共同的，只要是人，难过会哭，高兴就笑，也会喜极而泣，乐极生悲。别国的球员在输球之后也有悲泣甚至痛哭的，但像郑大世这般夸张的哭像，实属少见，深感莫名，恐怕另有难言的苦衷。这难言的苦衷或许真的令他压抑不住，亦或者故意做个“世界秀”，也未可知。他生活在神秘的国度，我们只能是少见多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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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各地纷纷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之时，人保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所长苏海南再次提出“收入倍增计划”这个敏感话题。话题即出，一石激起千层浪，引起社会各方面广泛关注。因为事关老百姓的荷包，众说纷纭，有赞有贬，完全可以理解。各种评论之中，难免有许多风凉话，不少的话题讥讽“收入倍增计划”是“画饼充饥”，是“冷玩笑”，其实风凉话流露出百姓们对收入倍增的高度忧虑——非不欲也，恐不能也。
      “收入倍增”并非今日话题，几位引人瞩目的专家早在几年之前就多次提出过类似观点。“收入倍增”也非几位专家的发明，日本早于上世纪60年代初，当时的池田内阁就实施过“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计划从1961年到1970年，十年时间实现国民收入倍增。实施的结果是，日本的GNP和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率达到11.6％和11.5％，计划实施的第七年便实现了国民收入倍增。到1970年该计划完成之时，日本的GNP已先后超过法国和德国，仅次于美国跃居世界第二位，并且一直保持至今。
      “收入倍增计划”更是我国政府高度关注的问题，为了让人民群众共同分享改革开放的成果，为了刺激消费、扩大内需，政府有关部门早就着手研究如何全面增加人均国民收入和人均工资收入这一重大课题。一些地方，如广东省早于2008年就有工资倍增的计划，当时广东省曾提出力争全省职工工资每年递增14%以上，2012年的工资水平要比2000年翻两番。随即广州市也提出从2008年起，力争全市职工平均工资每年递增12%以上，到2012年广州在岗职工平均年薪比2000年翻两番。遗憾的是，这两个计划由于当年遭遇汶川地震和全球金融危机的双重影响，被暂缓执行。尽管如此，2009年广东省和广州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还是取得了较大的增长：广东省为21574.72元人民币，首次突破两万元大关，增长9.3％，扣除物价因素影响实际增长12％；广州市为27610元，增长9.1%，扣除物价因素实际增长11.6%。这说明该计划从总体上符合国家刺激消费、扩大内需的导向，实际增长也相当可观。
      改革开放时至今日，我国居民收入和劳动收入的增长仍低于GDP和平均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水平, 实施收入倍增计划十分必要。从2000年开始，中国经济进入快速发展的轨道，到2009年的10年间GDP平均增速9.73%，接近两位数。中国2009年GDP是2000年的2.53倍，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2000年的9333元增加到2009年的17175元，只增长了1.84倍（不考虑物价因素）。增加城镇居民的实际收入，使之增长的幅度不低于或高于经济增长是十分必要的，这样才能真正使改革开放的成果惠及人民。目前中国社会存在着比较严重的分配不公，尽快较大幅度地提高弱势群体的工资水平，从而实现平均收入水平的倍增，是匡正分配不公、实现社会和谐的重要举措。实现收入倍增，才能真正做到刺激消费、扩大内需，使消费在“三驾马车”中成为“头马”，充分发挥拉动经济的最重要作用，实现产业结构的调整。目前各地都在酝酿制订“十二五”计划，多数的思路还是过度依赖投资拉动，千方百计追求“大产业、大平台”。如果“十二五”计划仍然不注重收入分配，不认真转变生产发展方式，继续走投资拉动的老路，必将更进一步扩大资本收益与劳动者收益的差距，加剧分配不公，挫伤各行各业劳动者的积极性，增加社会积怨，影响社会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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